“直到今儿上午,他收到了老家的来信,他妈前一阵走了,等他收到信时,已经一周后,别说最后看一眼,就连亲自送他妈入土为安都办不到,人当场差点疯喽!
车间好几个人废了老大得劲才摁住,我下班时,他媳妇和孩子还在厂医务室陪着他打吊瓶,就连厂领导都没敢走,一直在门外候着,生怕他想不开,出点什么意外。”
好吧!
故事很令人唏嘘。
这种事在六十年代太常见了,杨庆有听过的就不止一两例。
文工团里的演员们,一出差就是小半年,什么事儿遇不到?
但没办法,都是命。
不是杨庆有不共情。
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,个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早就被烙上了时代的特色印记。
个人的选择为集体而牺牲,在此时此刻,简直不要太正常。
正常的早就见怪不怪。
只有苏颖这种虽谈不上蜜罐,却一直比较平顺的成长经历才会被感动,或者称之为惊愕。
沉默过后,杨庆有突然问道:
“他老家的兄弟姐们在信中骂他了吗?”
“没。”
苏颖摇摇头,苦笑道:
“恰恰相反,反而全是安慰的话,说母亲一直感谢他这么多年一直往老家寄钱,说没有他,就没有其他弟弟妹妹的今天,让他不要伤心,母亲走时很欣慰,欣慰弟弟妹妹们有他这么一个好大哥,说母亲临终吩咐,让他别回去,别浪费钱,好好过日子,等以后,以后条件好了,再回去到坟前磕个头就行。”
杨庆有感慨道:
“可怜天下父母心呐!
不过你这工友也不错了,能一直往老家寄钱。”
“可不。”
苏颖说道:
“我们听他媳妇说,每月发了工资,他只留一半,剩下的全都寄回去,直到去年,最小的妹妹考上中专后,这才减少了寄钱的金额,两口子想攒点钱,打算要个老二,将来一家四口回去一趟,没成想,钱还没攒到,妈却没了。”
“时也命也,由不得人,不过咱们家不一样。”
说话间,杨庆有面色一变,眨眼道:
“我爸妈走的早,估计他们都想不到我能来京城,能娶上媳妇,还特么会写歌,而且我上次回去就磕过头了,估摸着老两口在另一个世界,正偷摸乐呢!
有这么一好大儿,能不开心嘛!”
“要不要脸?要不要脸?”
苏颖嫌弃的推了一把杨庆有,翻白眼道:
“照你意思说,把你养大的大伯就不用孝敬了?”
“那怎么能。”
杨庆有呲牙笑道: